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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4日,赛生制药公司(下称“赛生制药”)同意支付1208万美元和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提起的关于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指控。根据该指控,赛生制药因通过其中国子公司向中国国有和国有控股医院的医药卫生人员提供现金支付和其他好处换取医药销售收入而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
被指控的不当行为
赛生制药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医药公司。赛生制药通过其其全资控股的子公司赛生国际制药(“赛生国际”)和该子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在中国进行药品销售和推广经营活动。美国证交会在其提起的停止和终止令(“证交会令”)中指控,赛生制药指挥管理赛生国际及其相关实体并通过多途径监督管理其运营,包括任命赛生国际的董事和管理人员,审阅和批准其年度市场营销和推广预算,监督检查公司内部法律、审计及合规部门工作。证交会进一步指控赛生制药的一些管理层人员同时担任赛生国际的管理和董事职位,频繁出差到中国参与指挥赛生国际的管理,并和中国的经销商协商谈判合同。
美国证交会令中指控的事实陈述还包括赛生国际为获取赛生医药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时,代表赛生制药向医药卫生人员给予金钱、礼物、赞助和其他有价物。销售代表经常定期向赛生国际的高级管理层汇报代表为增加药品销售额所作出的努力,并提及那些对销售量具有重要影响的医药卫生人员为“VIP 客户”。在向高级管理层汇报销售业绩中,销售代表经常公开宣称其向医药卫生人员提供了周末出游、度假、礼物、昂贵餐饮、外语课程和其他娱乐活动以换取该等医药卫生人员开处赛生药品处方的好处。 证交会着重指出赛生国际自2005年8月开启并运行至今的一项传统项目,即赞助众多VIP客户参加一年一度的青岛啤酒节。该啤酒节的主要项目活动为上午打高尔夫球和晚上喝啤酒。 证交会还指出2007年11月份一名销售代表描述为了拉拢一名VIP 客户,代表通过其员工账户支付了该客户的家庭出游和常规家庭用餐费用,并最终带来了向该VIP客户近四倍的药品销售业绩增长。
美国证交会进一步指控,在2007年,赛生制药在中国聘用了一名拥有广泛人脉关系的政府监管事务专员(“专员”)专门从事为新药品注册和现有药品再注册申请的疏通工作。 该专员当年为两名中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专门负责新药品注册和药品更新注册申请的官员提供去希腊旅游的机会。当该两名官员未能及时获取旅游签证时,专员向其提供了至少价值8,600 美元的高档礼品作为补偿。当赛生制药得知该礼品馈赠时,立即终止了该官员并在中国就有关于该专员的行为和相关实践开展了内部调查。但是美国证交会指责赛生制药在当时未能更加广泛地审视其在中国的销售和宣传实践。
美国证交会着重指出赛生制药没有制定和维持运行一套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和有效的反腐败合规体系。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证交会指斥赛生制药未能对其聘用的中国本土差旅服务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赛生制药及其相关实体长期聘用该等差旅服务公司为其就有关于开展会议、研讨会和其他活动提供服务,然而大多数该等活动并没有合法的教育目的或者仅有一小部分时间用于开展教育目的的活动而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光旅游。
作为补救措施,赛生制药对2011年至2013年初期间员工宣传费用开展了详细全面的内部审阅工作,并发现了包括使用假发票[1]报销、发票票面金额和日期信息不符、超出规定的礼品和餐饮费用报销、未能得以核实的活动、以及重复性会议等各种频繁违反公司政策的行为。在此基础上,美国证交会指控此等交易在赛生制药的账目记录上虚假地记录为正当合法的运营开支。
在其停止和终止令中,美国证交会注意到赛生制药已经采取措施改进其内部会计控制系统并建立一套健全的合规体系。赛生制药的配合和补救措施包括:(一)为公司在中国的运营雇佣一名合规官;(二)广泛审阅员工差旅和娱乐活动报销的政策和程序;(三)大量削减提供第三方差旅和活动规划的提供商数量;(四)修改对第三方的尽职调查和费用的政策和程序;(五)在其第三方服务合同中纳入反腐败条款;(六)向第三方差旅和活动规划商提供反腐败培训;(七)对违反赛生制药政策的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及(八)建立内部审计部门和合规部门。
后果
就上述行为,美国证交会指控赛生制药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反贿赂、内部控制和账簿及记录规定。为达成和解,赛生制药同意缴纳940万美元的不当得利,支付90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 和25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赛生制药同时还同意在三年期限内向美国证交会汇报为执行FCPA及反腐败合规措施所作出努力和采取的相关补救措施。
如同近期其他美国证交会关于FCPA的执法行动,赛生制药的和解协议以和解的行政令(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出台,其中赛生制药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指控。
影响
赛生制药的和解协议是近期美国政府采取一连串执法行动中的最新一期,和解延续了美国政府在其他案件中认定国有医院雇佣的医药卫生人员和药师为FCPA定义下的“外国官员”的一贯立场。[2] 这提醒生命科学行业公司在与上述人员交往中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合规政策和控制措施。和解进一步提示了从其他反腐败案件中得出的教训,包括采取以下行动的必要性:
- 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以有效核实查证关于包括礼物、餐饮、娱乐和差旅等费用的报销申请并确保该等报销费用用于合理目的;
- 采取健全有力的措施控制中国旅行社的聘用工作,该领域将持续成为美国和中国监管人员的关注重点;
- 向员工提供充分有效的反腐败培训以确保其理解在与医药卫生人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交往中存在的腐败风险;
- 及时有效地调查不正当行为并采取补救行动,如有发现广泛严重的不正当行为,则考虑有必要拓宽内部调查的范围,以及
- 确保公司的合规项目延伸至其外国子公司和合资企业,尤其要保证能够对外国子公司和合规企业采取强有力的财务会计控制,同时确保该企业员工方便查阅公司反腐败政策和要求,为其提供培训,并考虑在高风险司法辖区当地设置合规管理人员。
本和解同时还彰显了执法监管机构对于历史性不当行为的看法,即以当前的合规期望审视处理某些发生在十年前的不正当行为,而非不正当行为发生时所处的合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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