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在对国家卫计委直属单位——中华医学会的审计报告中指出，中华医学会在2012年至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未经批准违规收取资格考试复训费1965.04万元。

审计报告发出后，关于8.2亿元商业赞助的来源及用途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但中华医学会仍迟迟未对8.2亿赞助费等相关问题做出回应。11月5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了媒体的关注。她表示，中华医学会将按照审计要求，对学术会议招商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检查，对照检查期间暂停学术会议招商活动。同时，国家卫计委也将对整改情况进行督促。

中华医学会借用免费提供医生名录或者通过拉医生开会的方式推销其学术会议已经是圈子公开的秘密。一方面，医药公司或者医疗机械公司（以下称公司）需要与医生接触以达到让医生在开处方时优先推销其药品器械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又担心他们与医生在接触时不可避免的一些招待会被看成是商业贿赂。折中方案就是找一个“根正苗红”的第三方来召开会议——中华医学会（以及其他的类似机构比如中华医师协会）似乎能够比较好地满足这个要求。一方面，中华医学会的名头大，召开会议也因此看起来更加学术；另一方面，中华医学会是卫计委的直属单位，政府再怎么反腐似乎也反不到自家头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用交赞助费的方式参加中华医学会所主办的学术会议似乎便多了一重天然的保护，所交的赞助费下所获得的保护似乎也就物超所值。在这个背景下，中华医学会能在一年之内收集到8.2亿的巨额赞助费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中华医学会在在葛兰素史克一案中也频频出现。例如，葛兰素史克资助中华医学会诊断软件开发；赞助中华医学会“科普西部行”项目；多年独家赞助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等。

当然，主办所谓学术会议收取赞助费的不止一家且中央与地方都有。据报导，2014年11月7日，某省级医学会组织的血液学年会召开前一晚，参会专家们已纷纷入住会议所在酒店，却因会议突然遭举报违规，被当地卫计委监察处查处，会议被迫临时取消——晚上近十点，近千名专家拉着行李箱，在酒店大堂排队退房。据知情人士透露，举报人是一位血液科主任，举报内容为会议违规接受企业赞助，并为参会人员提供超标准住宿；举报动机则为该科主任今年未能当选副主任委员。 据悉，事发后当地已经有医药企业因此发出紧急通知：“市场部年底几个会议务必低调合规，各办事处清理电脑和票据，代表预约拜访注意安全。”

不管怎样，如何卖药成了一个难题。卖药难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药厂太多、药品太多、太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总局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国已有的药品批准文号总数高达18.9万个，其中化学药品有12.2万个，95%以上为仿制药。全国有5000多家药厂，平均每家有近38个药品批文。有一种退烧药叫安乃近，单片均价不足一毛钱，但每次药品招标往往会吸引100家以上的厂商参与角逐。

如此之多的药厂和批文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药品的粗制滥造，比如中国仿制药在药品质量上饱受争议，尤其在货比三家的国际市场上。2009年出版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进入世界卫生组织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为6个，印度则是194个，远超中国。这一巨大差距背后虽然有一些其他因素，但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仿制药的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见《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38期《国产药的质量为什么上不去？》）。

可见卖药难不仅仅是一个合规的问题——合规更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果一个药品本身的批文、生产、销售、监管背离了市场规律，那么合规工作无疑事倍功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卖药也是一个合规的问题，不仅仅企业要合规，政府机关也要合规——合乎市场规律。如果说郑筱萸时代滥发了很多药品许可证，那么政府机构是不是应当仿效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仿制药启动生物等效性评价，以淘汰一批早就应当淘汰的仿制药及其许可证。如此这般合规了，药才能更好卖,合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