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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该怎样救市?

中国人民银行27日下午宣布自2015年6月28日起将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降准双管齐下,从历史上看并不多见,表面原因是近期股市非正常下跌倒逼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本质原因则是国内经济运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相关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当这两种利益诉求叠加至一起时,央行不得不双降(见赵晓、滕启尊《央行紧急“双降”意欲何为?》)。

根据赵晓与滕启尊的模拟推演,如果央行不出利好,则股市一定会牛熊转换,那么市场所承受的打击将超过全球股灾任何一次损失,所以央行不得不出手救市。以下是赵、滕二位的推演:29日周一开盘,市场延续悲观情绪,继续惯性下跌概率极大,若大盘下跌5%,很大一批私募基金通过信托募集的资金面临风险。信托的资金基本来自银行,一旦他们被强制平仓,资金规模可能达到千亿级别,千亿资金在如此惶恐的市场氛围下,很快就会出现26日(周五)式的大盘跌停板。“大盘跌停”之后将会刺激公募基金赎回,一旦公募基金赎回又要抛出大量股票,大盘跌停将陷入死循环,后果很难想象。我们再从技术形态上进行分析,大家都知道在股市上120日线的重要性,目前的K线已经击穿90日线,下一个重要支撑位就是120日线,120日线一旦击破,技术派统统离场,牛市彻底完结。目前大盘点位是4192,120日线的点位是3913,且正在上行,如果不出利好,按照惯性下跌顶多周二就完成击穿,后果同样是牛熊转换。

央行出手救市事实上与人行周小川行长的货币政策理念是一致的。《金融研究》杂志曾经在2012年第九期刊登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周小川指出,应对系统性危机,政府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这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协调,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在谈及中国的情况时,周小川表示,中国是倾向于救助的,过去一些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得到了救助。最大规模的救助活动莫过于1999年以处理四大国有银行背负的1.4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为己任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即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的成立。这1.4万亿坏账的剥离其实给中国的国有银行和金融公司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政府会买单。而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也同样第接受到了这个信号,因此其在日后的资产管理过程当中又产生了很多问题。以至于周小川在2005年7月13日指责四大管理公司“以权谋私”。“AMCs(资产管理公司)自1999年成立至今已有数年时间了,最近也发现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处置价格、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2005年7月13日,周小川在有关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直接批评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并称“国务院领导对AMCs的问题很重视”。

 央行救市有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这种情况在外国甚至美国也都存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曼昆曾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央行领导人有时会滥用货币政策来影响大选结果。“假如现任总统的选票取决于他或她再次参加竞选时的经济状况。一个对现任总统有好感的中央银行领导人就会选择在大选之前实行扩张性政策,以刺激生产和就业,因为他或她知道这样做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在大选之后才会表现出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央银行领导人与政治家结盟,相机抉择政策就会引起反映大选日程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称这种波动为政治性经济周期。”但紧接着,曼昆举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央行领导人为了不苟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任命他的美国总统的政治生命。

话说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尔克为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人。然而,在那一年10月,沃尔克转向紧缩性货币政策,以便应对他从前任那里接手的高通货膨胀率。沃尔克决策的可预期结果是衰退,而且这种预期的衰退结果使卡特的支持率下降,从而直接导致卡特在1980年11月的大选中被罗纳德-里根击败。

说到这里再从美国转到中国当下,中国人民银行的救市似乎只起到了一两天的功效。如果再往下跌,那么央行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拭目以待。但不管怎么样,如果股市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根本性的纠正,无论央行采取什么样的宽松货币政策,股市都没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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