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集体行为有两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的最大特征是可预测性，因为相应的规定和规则是稳定的、可预测的。与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相反，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一个团体对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从而导致集体行为难以预测和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见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二版）。

炒股是一种集体行为，制度公平合理的股市下的股民炒股是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大家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制度炒股，公平合理，愿赌服输，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概率较低。但如果一个股市的制度多变，尤其是监管者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并且还吹偏哨、拉偏架时，那么股民的炒股就会变成一个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为难以预测和控制，并对社会造成破坏。

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

2011年1月10日，孟加拉国股市暴跌9%以上，单日跌幅创下了该国股市创立55年来新高。一些愤怒的股民在首度达卡发动了骚乱，警察开始使用警棍和高压水龙镇压。达卡股票交易所和吉大股票交易所的交易被迫暂停。达卡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哈奇(Azizul Haq)向法新社指出：“最多时有5000名投资者在交易所门前抗议示威，其中一些人甚至使用了暴力。他们开始毁坏公有财产，我们不得不使用警棍进行弹压。”在这之前过去几年来孟加拉股市大涨已吸引了约三百万小投资者和散户进入股市。

对孟加拉平民来说，股票已成为一个很流行的投资品种，它能给人们带来比存款和储蓄高得多的回报。但是，在骚乱前几周，孟加拉证管机构因为担心股市被严重高估，突然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包括限制银行将存款投入股市的比例。上述措施迫使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撤出市场，从而引发了散户的严重恐慌和不满，从而引起骚乱，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可以想象，如果孟加拉国的股市政策能够具有前瞻性、且采取更为公平、公正的方法来予以实施，那么可以想象，该国股民的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所发生的概率应当会降低。

股民的集体行动有时表现在口头上。当有非常多的股民对股市的一些不平等、不正常现象齐声讨伐时，这也是一种集体行动，我们的监管机构不能视而不见。这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如谢百三教授所列举的那样：机构与中小散户打新股极不平等；违反“三公”原则；袒护机构，歧视散户，刁难群众；拿法律当儿戏，随心所欲地或守法、或不守法；具体规定太多太细；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弄得市场十分混乱；基金不算市值，不能打新股；新上市公司及承销商可以自主选择网下申购的机构大户；深沪各出一套新股上市办法；市值只算本市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会引起“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尤其当这个金融危机与制度本身无关时。我们以韩国二十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为例。

制度化的集体行为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1997 年11月11 日，当天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 亿美元。而当时韩国从外国输入生活必需食粮，一年也需要120亿美元。1997 年12月3日，当韩国几乎“被刀架在脖子上”、“无条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570 亿美元纾困方案时，韩国人行动起来为国家捐黄金，有些人几乎倾其所有，200多万韩国人捐出黄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正是韩国人的这种爱国精神感动了外商，国际、国内同心协力，从而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韩国人民捐献黄金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化集体行为，大家的劲往一处使，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正能量。

同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家有难时，人民最可靠，所以一个政府要善待它治下的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也会回过头来善待它。